宋彪还是将这一份一周前的《朝日新闻》晨报翻译稿看完，这时才明白汪兆铭的用意，原来那一天的《朝日新闻》刊登了日本新任海军副大臣秋山真之海军少将的文章《我们到底得罪了谁？》。

汪兆铭的翻译基本忠于原文的用词，并且具有一种散文诗般的随笔行文风格，读完之后让人感慨唏嘘不已。

秋山真之在文章的第一行如此写道——当我接受高桥首相的委托前往支那之前，我就预感到这将是一次糟糕的公务之行，结果还真是如此呢，让我这样的人也感到沮丧和伤心。

“回国之后的我在海军本部的那间桦木门板后的宽敞的办公室里痛哭流涕，关起门。所以没有人知道我内心究竟有多么的痛苦和哀悼，也许我知道我们不会和支那帝国冒险开战，但我还是很难过，一个人的在海军本部的深夜里，曾经在日本海战期间也呼呼大睡的我也辗转难眠，我总是不停的想帝国和支那为何要走到今天这样的令人伤心欲绝的地步？”

“我们要求得到殖民地，因为每一个国家都有权让国家富强。让人民幸福，这是每一个国家的权利，我和兄长都一样最为崇拜的维新哲人福泽谕吉先生如此说。我们也深信如此，可世界是残酷的总是逼迫我们这个民族面临最为痛苦的局面。”

“明治四十四年的朝鲜半岛战败之后，我被迫结束了自己所热爱的旅顺舰队司令官的职务。回国担任海军士官学校的校长，在伤碎心的命令舰队启航离开的那一刻，我仿佛就已经看到民族苦疾的开端。在此之前，我大约是在喜欢住在中国的大和人，我喜欢他们那些愚昧而单纯的辛勤的人们，我喜欢曾经的那位东三省的总督，后来的支那帝国的皇帝宋陛下，那时的他更多的还只是一名单纯的军人，总有着战术和战略上敏锐思维，以及惊人的战术创新和新颖进步的现代战争思想。在有限的交往中，即便是我这样的海军军人也总能在和他的交谈中受益良多。所以，我总喜欢说他才是亚洲的军神，他厉害的连我那位从小就傲慢自大的不可一世的兄长阁下也敬佩的无话可说。当我离开旅顺之后，即便是身为海军士官学校的校长。我每年也总会找各种机会去支那，想着办法的能见到他，哪怕只是和他简单聊着天气那种无聊的话题。”

“我知道这位支那皇帝陛下总是在变，变的更为陌生，依旧犀利的堪称亚洲陆军之神，却高高在上藐视诸生。以至于我再也不能解读他的内心，在有限的几次见面中，透过他的双眼，我所能看到的除了高贵之外就只有冷漠和无情，我总是会坚持阅读他笔名之下的所有支那中央社评，虽然我知道那些文章中有许多都是他的幕僚所写的，但终究还是能代表他的思想。”

“我们讨厌他自身神武陛下，那是我们讨厌他的最大因素，但每当我整理他的社评和他在支那国内的公开言论，我还是会惊讶的以为他简直就是神武陛下再世的那种皇帝阁下，他似乎很擅长，也很喜欢在保持支那文化和传统精髓的基础上大幅度的西化，我总觉得这是支那国在过去十年间快速变强的最主要的原因。”

“很多时候，我总是非常的伤心，不是因为我和他的友谊日渐冷淡到了几乎无法见面的地步，而是自从他登基以来，中国在对世界开放之时却将我们日本排斥在外，这也不难解释，众所周知他的父母和家族都死于我们的士兵之手，而我们总是一次次的否认这一点，也拒绝向他和他的民族道歉。”

“天啊！”

“每当我建议军部就此道歉而遭到上下一致的斥责和恶毒的批评时，我就会惊讶的想我们到底是怎么了，我们的心灵生病了吗？难道我们不知道我们所做过的一切吗，难道我们不知道那位皇帝是亚洲之军神和统治着四亿人口的皇帝吗？我总是一次次的责问自己的早已不堪折磨的灵魂，难道我们真的有必要如此傲慢吗？傲慢的到失去理智和人性的程度吗？”

“以我对支那和我们的了解，我们两个民族都是那种喜欢将责任归罪于别人的群体，我们总是相信自己是无辜的正义的。所以我们拒绝道歉，我们不道歉，支那也从对我们道歉。他们从没有意识到他们伤害了我们，我们也未曾意识过这一点，所以，事情总是在无止境的变得更加糟糕。”

“在大正年的时候，只要我们翻开报纸都是讨厌支那的报道，他们一次次的针对我们调整关税，将我们更好于他们的产品拒绝在国门之外，不准许他们的国民享受到更便宜和实惠的生活。他们还一次次的针对我们在国内减税，使得自己的产品在国际上更为廉价，哪怕他们的产品总是有着这种和那种的问题。在我们为他们培养了那么多人才，以至于支那内阁中有一半的人曾经在日本留学。有超过七成的陆军中高级军官毕业于陆士，在东三省新政的五年期间，我们更敞开双臂为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人才，在东三省为他们创办学校，然后做梦一般期望亚洲的两个国家一起腾飞，团结一致对抗盎格鲁人，结果却是这样吗？我们所作的一切努力都只是让他们将我们排斥在外吗？在我们为他们做了这么多。欧洲人欺负了他们那么多年，他们却将我们排斥在外，张开双臂拥抱欧洲？”

“所以。我们有理由憎恨他们的愚蠢。”

“只是我们回首过去，当我们在日清战争之后向他们索要2亿两白银的巨额赔偿，以至于将清国逼入绝境的时候。我们是否考虑过一切源头在于我们太急切的渴望强大和富有？”

“现在当他们强大了，毫不客气的将他们排斥在外，就像是一个卑鄙的人利用了邻居之后就将他踢出酒宴一样讨厌，但他们确实是强大了，这倒是一个不可争议的事实。也许我这么说会遭到很多的反对，我们总是会报道他们的丑陋和愚昧一如过去，连最标榜公正的几家报纸也喜欢用‘支那猪’这样的词汇形容他们，但对于他们从美国购买了两台一万英吨压水机的事情却不愿意做任何报道，对于他们自己生产了战列舰的事大加批评，说他们在挑衅我们。说他们其实都是靠欧洲人的帮助，其实他们连螺丝都无法造的很好，可据我所知，他们现在已经做好了在自造的超无畏舰上使用自造的蒸汽轮机和可能在十五英寸口径以上的三联装主炮。我们总是批评他们在欧洲人的帮助下生产飞机和坦克，没有欧洲人的施舍和帮助。他们就将一无所是，还是那种最愚昧的‘支那猪’，但他们确实是一战中最大的飞机制造国，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当他们航空战斗团抵达德属新几内亚时，我们海军也完全没有应对之策。当我们讨论这件事的时候，一位总是很蠢的笨蛋将领居然说只要加装几挺高射炮就可以解决那些飞机。我反问他帝国是否有自造的高射炮，还是要和法国购买，而法国是否会出售给我们？即便法国愿意出售的话，我们大约需要买多少才能抵挡几千架，甚至是一万架的轰炸机？”

“没有人回答，当整个海军本部一片沉默无声的时候，我感觉到的却是更深的痛苦！”

“经历了这么多，我总是在深夜里和朋友一起谈论这些让人伤心的事，我总是会说如果他们意识到我们是亚洲人，我们也意识到他们是亚洲人，双方就会化解所有的憎恨，然后变成很好的朋友。”

“每一个国家都有权让国家富强，让民众幸福，这是每一个国家的权利！”

“影响我的一生的那位思想家如此说过，我也深以为是，但我总是在问，为什么我们没有发展的空间，我们需要出售产品的地方，我们需要资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变得更为富强，才能让民众幸福，这是我们的权利。这同样也是支那的权利，但支那为什么要剥夺我们的这个权利，回首过去，我们总是有做错的地方，他们也是如此，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双方都必须认错的时候，假如我们还想领导亚洲的话，我想我们也许应该先道歉。”

“关于那种‘即便对支那道歉也不可能得到原谅和公平条件’的话，或许是正确的呢，我也从不否认，但假如我们不勇敢的面对自己的内心，勇敢的去做一次尝试，我们怎么会知道结果呢？”

“我想我知道，其实也有其他的人知道，至少我那位总是喜欢教训我的兄长和我们的朋友都知道帝国已经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候，我得正视一个真正的现实，一个连欧洲人都很清楚的现实，那就是支那国在过去十年间已经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之一，即便他们的海军还很弱小，但要不了多少年，他们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强的海军国之一。”

“我想我知道，其实也有更多的人知道，如果我们现在不做点什么事情的话，我们就会被身边的这个42倍疆域于我国的帝国撕碎，但绝对不是像前几个月的那种挑衅行为。那样只会让两个亚洲帝国之间的事情变得更加糟糕。”

“只是，假如我们连向那位统治半个亚洲的皇帝陛下道歉的勇气都没有，我们还能做什么事情让日本找回富强的机会呢？”

“在这个同样和过去一般痛苦而无法入睡的清冷深夜，我就这样的问自己，此时此刻，大正11年夏初的某一天，我也想问问其他人。”

宋彪将整篇文章都很仔细的看完。内心也受到了极大的触动，他忽然意识到了一个清醒的人活在沉睡而即将的世界里是多么痛苦的事情。

秋山真之会痛苦，恰是因为他醒着。

宋彪沉默的哀叹一声。为曾经的这位朋友和日本国内仅有这几位知华派感到痛苦，自从中日经贸大战在1913年基本分出胜负，日本产品大规模的离开中国市场。日本和中国的民间往来就几乎中断。

中国还是会向日本派遣留学生，由于环境急剧恶化，现在也派遣的越来越少，两国的交流越来越少，如果从库页岛计算，两国的领土已经接壤，如果从东西琉球算起，两国只是相距三百公里的海峡，两国的交往却已经近乎是彻底的中断了。

双方再也不了解对方，片面的去想对方。都以为自己是对的。

真正敲打了宋彪心灵的则是秋山真之引用福泽谕吉的那句话——每一个国家都有权让国家富强，让民族幸福，这是每一个国家的权利！

他对此已是无话可说。

日本的国内市场太小，而中国的国内市场是日本的十几倍，帝国的经济、工业的发展又有不同的逻辑和方式。虽然两国的劳动力资源都差不多的廉价，但是中国拥有雄厚于日本几千倍的物产资源。

中日经贸战争从开始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了结局。

一战期间，欧洲工业大幅度衰落，中日的产品都仿佛有着无限的市场空间，只有这几年是日本在大正年间的繁荣时刻，从1921年开始。中日经贸战争又开始变得更为激烈，双方都在固守本国市场的基础上在东南亚、非洲、中东、欧美大面积的厮杀。

当日本连大部分的生产原材料都要从中国进口，这就注定日本在这场战争中处于劣势，而且日本为了维持军费所采取的高税政策，中国则因为财政宽裕采取轻税政策，导致双方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中国的工业规划和扶持政策，以及更为宽松的人才引入计划同时使得中国工业在技术上提升迅猛，从一战开始就有计划的不断提升和扩大，在1921年的这个分水岭，除了造船业，双方的差距已被进一步扩大到日本难以追赶的地步。

即使是造船业，中国除了3万吨级以上的战列舰还存在劣势外，在商船、发动机、锅炉和船用钢领域都已经超过了日本，当日本还需要从英国进口炮钢和特型船钢、主炮时，中华帝国已经基本实现了自产化和出口。

日本现在只剩下了保护性最强的军工业作为帝国的支柱，中国却已经在油脂化工、工业陶瓷、煤化工、染料、化肥、电气、内燃机等领域都拥有了和德国竞争的实力，在纺织、食品工业也日益逼近英法，在汽车、石油化工、机床、冶金、通信领域向美国冲击，在飞机、电气化铁路、专用机床等新兴领域则已经和德美英法具备抗衡的实力。

在从美国联合机床公司进口了两台万吨水压机用于汽车、飞机、蒸汽轮机、承轴和船舶的制造后，中国也在远东机床总公司挑战12500英吨的水压机和更多的超重型镗铣床。

日本和中国的差距越来越大，日本却从未真正的意识到这一点，他们还是在用十年前，甚至是甲午战争之前的眼光在看待中国。

这或许有情可原，在1911年之前，中日每年来往的人次超过四十万，在1913年之后，中日每年来往的人次已经降低到不足两万，其中绝大多数还都只是军政方和教育界的来往。

这是一个可怕的事情。

或许是宋彪一手造成的。

宋彪也是在以一种公平的心态看完了秋山真之的这篇《我们到底得罪了谁？》，他才意识到这一点，也许中日之间目前的各种问题中，他要占到一半的责任，正是他无情冷漠的将日本踢出中国，也关闭了日本知华派和亲华派的未来，使得他们日渐衰落，再也无法对日本产生正面的影响。

宋彪也难免有些难过的叹息一声，和一直陪同在身边等待他读完全文的汪兆铭问道：“你花了多久翻译这篇文章？”

汪兆铭毕恭毕敬的答道：“回禀皇上，臣下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就翻译完了，因为觉得这样的文章最好是有原文，所以等到今天让驻日本公使馆送来了急件原文才呈交给皇上。不过，据最新的情报所知，秋山真之少将似乎已经因为这篇文章触怒日本军方和内阁的*派高层，已被勒令退出内阁，据说连海军都不打算留他继续服役。”

宋彪很惊讶的问道：“这么惨？”

汪兆铭答道：“是啊，确实很糟糕，臣下倒以为除了使用蔑称之外，他这篇文章也许还算是很公正客观的，对我们也有一些启发。日本固然再不好，我们也没有必要逼的这么紧迫。”

宋彪想了想，道：“我们做的确实不对，但我们没有别的选择。‘每一个国家都有权让国家富强，让民族幸福，这是每一个国家的权利’，我们只是在行驶自己的权利罢了，难道我们还有义务给日本同等的权利在我国分享富强吗？秋山的反思还不够彻底，如果日本将自己定位在荷兰、比利时这样的国家，采取轻税和有限的低军费政策，他们完全可以发展的更好。发展是每一个国家的权利，但每个国家都没有权利剥夺其他国家的同等权利，不能靠输出商品和占领殖民地及他国市场来满足自己，这也是我们推行重法爱民之国策，以推动国民普遍富裕为基础国策的原因，只要人民都富裕了，国内市场才能扩大，企业才能扩大，国家才能更加富强。”

关于宋彪最后所说的这番话，在欧阳赓总理强硬推行《限田法案》和《劳工保护法案》之时，国内就已经做过了全面的大争论，如今几乎人人都知道这个道理。

国家要强，人民当先富。

日本只是搞反了这个道理。

汪兆铭顿首道：“皇上圣明。”

宋彪想了想，却道：“其实道理就在《劝学》中的这一句话，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只是如何从现代世界观的角度去解读这句话而已。秋山真之的聪慧，以及他的境界很大程度上都源自于福泽谕吉，所以我们才说思想家是最重要的，思想才能指导行动，可我们的现代思想家又在哪里呢？”

汪兆铭当即答道：“臣下以为皇上才是当今帝国的思想家，正是有了皇上才有了今日帝国之富强，皇上一言一行都在指导着帝国的发展。”

宋彪微微的哦了一声，却道：“我恐怕还不算是啊。现在的帝国发展的很好，但还远远不够好，因为我们还是缺乏福泽谕吉那样的思想家。我们总是说要隆礼尊贤，可我们还是迟迟未能等到真正的中国的新思想家。这需要时间，因为我们需要的是能够真正解读西方，又精通国学的大思想家，只有这样的大思想家才能解答中国各种问题的根源。我们总是再说现代化，实际上是我们怯弱的不敢承认现代化就是西方化，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借着光复中华的口号大幅度西化而已，只是在此基础上保证了国学的一些基础，只是这还不够，我们西方化的程度远远不够，我们国学复兴的程度同样远远不够。隆礼尊贤，重法爱民，说的很容易，做起来却真的很难很难。”

汪兆铭听了这番话就不敢再拍皇帝的马屁，可他一直都觉得皇帝思想虽然不堪称孔孟荀那样的地位，却也实用，足以领导帝国之富强，足以领导帝国实现中华复兴的伟大重任。(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