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普法战争到二战，陆军战术理论有过三次重大的变革，即炮步协同作战、穿插作战、坦步协同作战，前两者属于一战，后者属于二战，在日俄战争时期，日俄双方实际上都未能达到炮步协同作战。

火炮在一战阶段发展到理论上的高峰期，其作用被更为具体的分解为反制、覆盖、打击、纵深四个领域，其四领域的统一即炮步协同作战之基础，在实际的战争中，炮兵首先负责反制对手的火炮力量，覆盖敌军的防御和攻击线，打击敌军的防御工事，通过纵深式攻击为步兵的突破提供一条通道，穿透敌军的防御。

在一战阶段，火炮称之为陆军的灵魂真是一点也不为过。

日军终究不是一个陆军大国，即便是在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陆军也未能真正有效而深入的研究、贯彻一战前期的陆军火炮体系理论和战术，而东北军则已经完成了这一阶段性的变革。

炮步协同作战是东北军的第一战术理论支架，所有的战术训练都是围绕这一理论要求发展起来的。

如果说普法战争是德国炮步协同作战理论出现和实践的时期，那么，一战就是穿插作战在陆军发展起来的一个阶段。

“穿插”一词在汉语中是一个极其形象的比喻词，在德语和英语中，这一词的原意都是“侧方向的攻击”，法军的术语则是“捷径进攻”，实际含义翻译为“避实就虚”更为贴切。

这一战术的理论原则是避开敌军重点防御的区域，在敌军防御区中寻找空隙，用小股精锐部队渗透过去，实施突破和反击作战，以此用更巧和更精准的力量撕开敌军的防御。

穿插作战之所以在一战中后期不断发展成型，并在二战中发扬光大，逐渐成为陆军步兵进攻的主导战术其中所依赖的正是陆军武器装备的不断进步，尤其是轻重机枪、自动步枪、迫击炮、榴弹炮、手雷的大规模出现和改良。

随着坦克、装甲车、直升机逐渐取代步兵成为后二战时代的陆军主角，步兵的穿插作战也成为不可逆转的大势。

在轻机枪、炮击炮的大规模列装的同时，东北军在穿插作战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摸索一直是持续不断的进行中相对于停滞在日俄战争后期的日军不同，东北军不仅在装备上快速变化，其作战理论相对于日军已经形成代差。

宋彪和马尔托斯将军在深夜里谈了非常久的时间，基于对日本陆军和东北军的了解，关于这场即将到来的战争，他们都很乐观的预判一旦作战计划成功，日军将会很快速的被歼灭三到四个师团，而东北军所有付出的代价也将是非常惊人的除了人员的牺牲和伤亡外，弹药的消耗量将会超过整个光复战争。

他们在会议室里做了很多算术题，将可能的作战地点抽出来，截取最可能的一段作为双方的炮兵交战要地，以他们所需要的火炮密度和覆盖率、单炮会战额开始计算，核算所需要的炮弹数量。…,两根铅笔，二十张白纸就是他们对这场战争的主要规划基础。

一次又一次的核算给出的结论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别，但是，有一点是绝对不会变的，那就是东北军的作战思想需要一个大工业国作为支撑即便在这一次战争中给予日军沉重一击也未必能长期保持东北军的战争优势。

即便这一次打胜了前提也是建立在东北军有点匪夷所思的巨额军费开支之上，而且是那些大量的隐秘开支和日军完全不知道的额外支出正是这些开支让东北军拥有突然歼灭日军主力部队的装备总量和弹药总量，以及充裕的人力、物力。

……

战争是政治的一部分，政治也是战争的一部分。

在整个二战之前日本内阁政府一直在日本军方争权夺利，这种争斗绝非是正义和军国主义的争斗，而是温和派军国主义和激进派军国主义之争。

在局势愈发变得更为紧张之时，以长州阀出身的桂太郎为首的日本内阁政府并没有中断和中华帝国内阁政府之间的联系，就在东北军不断抽回东三省后，考虑已经达成打断中国统一的步伐这个基础的目标，此时的内阁总理大臣桂太郎开始更倾向于用谈判来解决问题。

就在中央军部按照新的作战规划作出全面调整的次日，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正好以日本政府的新命令前来和唐绍仪总理会晤，两人在上午会谈之后，唐绍仪下午就到塔园觐见，向皇帝禀报双方会谈的结果。

虽然宋彪并无同日本和谈的意愿，可这方面的资讯还是要即时掌控于心。

签署了一份保密令，安排陆军部正式筹建直隶巡防军后，宋彪就让唐绍仪进入办公厅觐见。

经过在在多年政治生涯中，唐绍仪在天津税务衙门工作了四年，在朝鲜担任过十年的总领事，主持过天津海关道的工作，担任西藏全权协议大臣期间在英国的压力之下通过会谈巧妙的维护了西藏主权，此后又在东三省垦办大臣和奉天省巡抚的位置上经过了五年新政的历练，如今正是帝国第一任内阁总理的最佳人选，因为他有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留学经历，外国政府和驻华外交界对其也有极高的期待。

因为外务大臣欧阳赓一直在欧美积极劝说各国减少对日本的支持，以及尽快承认新的中华帝国政府和皇帝，京师的外交工作一直是唐绍仪亲自负责。

在一等内侍官蒋作宾的陪同下，身穿着一身墨蓝色西装的唐绍仪匆匆步入办公厅，在距离台阶前一丈远的地方向皇帝宋彪躬身敬礼，道：“内阁总理大臣唐绍仪觐见皇上。”

比起清政府时期，帝国时代的君臣礼节显然是弱化的处理了，对唐绍仪这种本质上还是更偏向于美式共和的伪革命者而言，这显然也是一种不小的中国社会之进步。

宋彪正在继续看着自己昨天晚上和阿图尔.马尔托斯将军所编写的军事手册，在心里重复计算军事行动的各个细节，以避免有疏漏的地方。

他并没有抬起头看唐绍仪一眼，而是继续翻了一页手册，再看后面关于火炮统计的数据，道：“你来的正好，先坐下来谈吧。”

听到这番吩咐，蒋作宾作为一等内侍官亲自为唐绍仪这位内阁总理大臣搬上椅子。…,唐绍仪的椅子是红木中的鸡翅木所制，铺设有黑色的描金牦牛革软垫和靠背，雕花镂空，并且有宽厚的扶手。

在内廷提供给各位大臣和外国使节的椅子中，有无扶手是代表级别高低的一个重要参数，内阁大臣和外国公使都有扶手，而扶手最为宽厚的椅子仅有内阁总理大臣，以及前来访问的外国首相一级才有资格享有。

在礼仪上，唯有内阁总理大臣可以无需严格遵守《内廷法》的御前坐姿，至少双足不用并列靠拢，双手也不用严格放在胸前，这就意味着他实际上是唯一可以真正享受扶手的大臣。

这些都是帝国总理的特殊优待。

身为第一任帝国内阁总理，唐绍仪却一贯是谨小慎微的绝不去享受这一切，谢过皇帝的隆恩之后，他严格的按照其他内阁大臣的规格坐下来，双足并拢，坐姿僵硬，双手也谨慎的交错在胸前，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直到这时，宋彪才将手中的军事手册放回桌案上，抬起眼帘看了看唐绍仪，又漫不经心的喝一口茶，和唐绍仪问道：“听说日本公使今天上午和你洽谈了几个小时，怎么，是不是日本那边又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

唐绍仪谨慎的回答道：“回禀陛下，日本目前已经修改了此前的提议，提出了四个新的要求，只要我国答应这四个条件，日本即可将布置在朝鲜北部的四个师团撤回，并且保证中日两国在未来永远和平，绝无战争。”

宋彪靠着他的椅背，闭上眼帘思量了片刻，道：“说说看吧。”